下面是一段关于《左传》作者的文字，请用三句话概括它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左传》的作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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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段关于《左传》作者的文字，请用三句话概括它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左传》为刘歆所作，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清代朱彝尊认为左氏为复姓(《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1)第一方面:
(2)第二方面:
(3)第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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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段关于大众阅读价值取向变化的文字，请用三句话概括它三方面的内容。
图书畅销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在阅读方面出现的某种值得注意的价值取向。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中“短、平、快”消费模式的影响，一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谈论学术的做法颇为流行，美其名曰“文化快餐”，对知识的获取满足于感性的把握。在某类读书人群中，阴柔之风过盛，阳刚之气不足，人们对于离奇古怪的小故事具有很强的猎奇心理，对于雄浑壮丽的大历史却缺乏兴趣。一些出版部门受利益的驱使，热衷于对历史人物的风流韵事、阴谋权术的渲染，以“戏说”满足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也有些人满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玩，只强调回归传统，忘记了在“返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开新”，忘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自我批判。功利主义的阅读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追求，正在误导着年轻一代。
⑴第一方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含标点符号，不超过15个字，2分。）
⑵第二方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含标点符号，不超过15个字，2分）
⑶第三方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含标点符号，不超过15个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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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从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三教九流，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少有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的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史记》里的人物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如日者（占卜的人），而《汉书》秉持官方正统思想，不记录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人物。
B.《史记》和《汉书》在对待项羽的态度上差异明显，《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这在《汉书》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C.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的宗旨和班固作《汉书》的宗旨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D.《史记》为私人著作，而《汉书》则经皇帝看过，带有国史的色彩，因此《汉书》在编修上要比《史记》更为严谨和准确。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有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作者的写作宗旨，个性癖好及作者所处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证了《史记》和《汉书》在取材行文上的差异。
B.文章以《刺客列传》《项羽本纪》等为例，论证了司马迁是带着个人主义作风来写作《史记》的。
C.文章以《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为例，论证了班固坚持“少记载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的写作原则。
D.通过对比和举例论证，文章得出了《汉书》更秉持官方正统思想，更趋向“文以载道”，《史记》更爽快淋漓，不拘形迹的结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董仲舒尊儒的真正目的在于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为当时的政权服务。班固受其影响，并体现在《汉书》的创作中。
B.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表达了对司马迁的看法——“是非颇缪于圣人”，他认为《史记》的叙史观念有悖于圣人之道。
C.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未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这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幸运的事。
D.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及其门徒的形象，多半出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的历史典籍，这些形象不是他们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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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上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够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结构、形象的使用、体类的传统中，从它的价值、作用等各方面去品评和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说是昨天晚上秋风把我楼前树上的树叶吹得凋零了，今天我登上高楼远望天涯，却看不见我所怀念的人。但是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宝贵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就作者方面而言，“兴”的作用既包括物象引发感动又涵盖事象引起感动。
B. 子贡从切磋琢磨句中悟到做人的道理，无疑当在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之列。
C. 读明月是明月，读清风是清风，从表面理解作品的，都是第一层次的读者。
D. 王国维“为学”境界的读诗感发，证明了中国诗歌中的“兴”的重要作用。
2.下列对原文论述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论述“兴”的作用，主要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展开，且重点论述后者。
B. 文章通过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对比论证，突出了阅读中读者兴发感动的重要性。
C. 文章援引古代经典中的言论，又以《诗经》及唐宋诗词为例，论证方式灵活。
D. 文章段落之间衔接十分紧密，如中间四段的段首句都既承接上文又引出下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 对作品的理解越背离作者本来的意思，就越能体现读者具有生命感悟力。
B. 就读者方面而言，“兴”的作用表现在读者对作者及其诗歌作品产生感动。
C. 孔子的“诗可以兴”不是说诗仅能感动一位读者，而是能感动无数读者。
D. 陆游的《钗头凤》和晏殊的《蝶恋花》，这都是能够使读者产生感动的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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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要概括下面这段文字是从哪三个方面指出“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不超过20字)
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乐观进取；一个出世，消极退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则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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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1.下列加点字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　胜：尽，全 B.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称：称道
C.思垂空文以自见　见：看见 D.略考其行事　考：考证
2.对《报任安书》中的思想与内容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借给任安回信的机会，阐明自己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
B.司马迁认为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
C.这封书信是司马迁的苦心孤诣之作，写得情真意切；作者“为情而造文”，自始至终表达了悲痛的感情。
D.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
3.将下列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
(1)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2)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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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国语》为何不是“经”书
①在众多与经书相关的典籍中，《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据传作者也为同一人，但始终没有成为“经”。周予同先生认为“经”有三个特点。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法定”，而且是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经”与封建社会相始终。这三个特点，也是成为经典的标准。在“经”的领域扩大到“十三经”的过程中，封建专制政府的法定始终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思想，第三是孔子。《论语》和《孝经》都有过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经历，就是取决于它们是否迎合帝王的行为和心理，是否迎合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合则为“经”，不合则去之。
②至于《国语》，不能成为“经”书，最重要的是它不解《春秋》。思想上，柳宗元《非国语》云：“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但《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如礼治、民本、正名、忠恕等。其他学说《国语》中也约略可见。傅庚生先生指出其尚有墨、农、法、阴阳、黄老等思想的萌芽分布于鲁、齐、晋、郑、越等诸语当中。这样驳杂的思想体系，也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典型合法的儒家经书。另外，《国语》不但不得孔子的真传，内容上对孔子的事迹的记载也颇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相悖。因此“经”的范围虽在不断扩大，《国语》也不可能为儒者拥护及被统治者选中。
③《国语》的辞采，也影响着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柳宗元称其令世之学者耽嗜，“富艳浮夸。”崔述曰：“《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国语》累章而未足也。”《左传》自成一体，语言风格一致，但《国语》诸语亦各有千秋：或长篇大论，侧重理性说教；或小巧精致，语言隽永；或以修辞见长，文字流畅而有气势。可惜语言上的优点，实不能令《国语》一体，而诸语风格的差异，也使全书有割裂之感，多给史家留下批判和质疑的藉口，哪里还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呢？
④基于此，《国语》无缘经书之列。尽管如此，其与《左传》关系密切，也颇受那些达官儒士们日常研读的重视，勉强维持其“春秋外传”的声誉。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将《国语》改隶“杂史类”，其地位下降。但仍有人把《国语》当经典来看，希望将之提升到“经”的地位。段玉裁主张于“十三经”外，加《国语》《史记》《说文解字》等，成“二十一经”。可惜没有响应者。廖平于光绪十二年，拟定《十八经注疏范例》，欲建立一个别于《十三经注疏》的体系。他将《大戴礼记》和《国语》升为“经”，将《礼记》中的《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出来，合成“十八经”，终未成。
1.“《国语》不是经书”，以下解说不是其原因的一项是（　　）
A. 《国语》中包含了儒家思想的很多内容，但其思想体系驳杂，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B. 《国语》没有得到孔子的真传，在内容方面对孔子事迹的记载也与孔子的思想不一致。
C. 《国语》与《左传》关系密切，深受达官儒士的重视，从而赢得了“春秋外传”的声誉。
D. 《国语》富于辞采，但语言风格的差异，使全书有割裂之感，遭到了史家的批判和质疑。
2.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只要是得到了孔子的“真传”，都被统治者认可，确定为 “经”。
B. 《国语》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但由于它不是解释《春秋》的，所以没有成为“经”。
C. 《国语》语言风格多样，或长篇大论，或小巧精致，或以修辞见长，自成一体，文字流畅而有气势。
D. 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国语》落到了杂史类的地位，而段玉裁，廖平等人都试图将《国语》提升到“经”的地位，但均以失败告终。
3.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
B. 后来儒家编著的书籍，固然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之为“经”。
C. “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基本上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
D. 《国语》一直与《左传》内容相表里，且成书年代相近，作者也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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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一文中，认为中国诗较之外国诗篇幅短小，说“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虽“简短”却“可以有悠远的意味”，使人“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这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②冯友兰先生说：“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它无不如此。”的确，在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暗示与明晰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同一艺术作品中，二者不可得兼。中华民族的心理气质偏于内向，加之儒家主张为人处世要“温柔敦厚”，讲求内敛，要“敏于事而讷于言”，影响到诗人对外部事物的敏锐感触，所以当他们将这些感触诉诸笔端时，常常文字简约，惜墨如金。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欢直白、坦露，因而诗人习惯于使用暗示性的语言。以诗歌语言的暗示性，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③在《谈中国诗》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别从三个方面阐释中国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一特点。
④一是将读者引入边涯，接着是深秘的静默。有时候，作者将你引诱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一般。这是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静默不言，欲说还休。
⑤二是行文不了了之，引得人遥思远怅。譬如，“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两首诗，这两个“不知”简直撩人心魄！
⑥三是问而不答，以问为答。作者说，“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我所知道的西洋任何一诗来得多，这是极耐寻味的事实”，“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
⑦我们在鉴赏古诗时可从意象、题目、作者、注释等方面的暗示性入手。譬如意象，意象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合与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在中国诗词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意象反复出现，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古诗词中常以冰雪的晶莹暗示心志的忠贞、品格的高尚；月亮则暗示离愁别绪，抒发思乡之愁；鸿雁则表达了游子思乡羁旅之情。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化入了国人的思维。掌握这些意象的含义，就能大体抓住整首诗的意境氛围、作者的思想情感甚至诗词的主旨。
⑧总之，中国古代诗歌虽简短但并不简单，能够在有限的文字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意味。不管是意象、题目，还是作者、注释，无不把诗人的情感精精妙地暗示出来。
（选自《由<谈中国诗>谈古诗暗示情感》，有删减）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钱钟书认为中国诗简短如闪电，却可于“易尽”里望见“无垠”，此观点与宋代诗人梅尧臣形近意远的诗词观相近。
B. 冯友兰认为，正因为同一艺术作品很难兼有暗示与明晰两个方面，诗歌、绘画及其他中国艺术形式都富有暗示性，而不够明晰。
C. 诗人创作时常文字简约，惜墨如金，是由于中华民族内向的民族心理以及儒家讲求内敛的处事主张，影响到诗人对外物的敏锐感触的表达。
D. 钱钟书认为陶渊明得到生活的真谛时却欲辩难言，正是诗歌“暗示性”的表现，在语言文字的表达尽头，引人思索，在静默中神会。
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结合钱钟书先生的文章《谈中国诗》，着重分析了中国诗富于暗示性这一特点。
B. 文章第二段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诗富于暗示性的原因。
C. 钱钟书《谈中国诗》一文从语言文字、行文结构和巧用句式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诗所具有的“暗示性”的特点。
D. 文章第⑦段列举冰雪、月亮、鸿雁等意象，是为了说明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中国诗富于暗示性，并不意味着中国诗晦涩难懂；富于暗示性，恰恰是中国诗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B. 尽管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但还是给后世的鉴赏者留下了诸多可循之迹，比如诗歌中的题目意象、作者、注释等等。
C. 中国诗歌形式简短但蕴藉丰富，这不仅透露出中国诗人对语言的极致追求，也反映了中国诗人有着丰富的情感。
D. 诗词中冰雪暗示心志的忠贞，鸿雁表达羁旅思乡，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意义，这些文化密码，对于我们理解古诗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掌握了这些密码，我们就能理解作品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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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中国传统叙事源远流长，但叙事统治地位长期被历史叙事所占领，历史过于发达，阻碍了文学叙事的展开。如果说西方有《荷马史诗》那样的宏大叙事，其性质为文学；那么中国只有《左传》《史记》的宏大篇章，其性质为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小说不同的文体发生机制形成了。在西方，欧洲近代小说的产生，源于“史诗的广阔的背景、巨大的规模、复杂而精巧的结构、叙述重大事件的能力；戏剧对场景的分割、设置、对话；历史散文对散文语言的锤炼；传奇中引人入胜的情节等”。
②在中国，小说文体的产生，有另外一套机制。在小说文体产生的早期或“前小说”时代，历史文体对小说的影响大大超过文学文体本身。董乃斌说：“中国的古史著作是后世小说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寄生地，小说的原始胚基，就附着在古史著作身上。”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如杨义认为“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古典小说存在‘多祖现象'，然而‘多祖’所遗传的基因，从小说艺术构成形态着眼，则是多重文化和文体因素的共构”。尽管已经有了多种不同研究结论的存在，但仍可看到，研究者们对中西小说文体发生大轮廓的总体认识却是相对一致的，即西方小说是文学的产物，而中国小说是历史的产物。
③若以上推论成立，在考察中国小说的文体发生时，就不免会有一个疑问：既然中国的历史叙事在《左传》《史记》的时代就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水平，为何小说叙事却迟至唐代中叶才走向成熟？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叙事并不能完全代替小说叙事，必须有待其他因素的介入，才促使小说叙事从历史叙事中分离出来，走向自身的独立。而小说叙事的独立，也就是小说文体的独立。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其他因素”，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与远古历史叙事共生并存的神话或子书，也不是文学内部其他文体的发展，而是一种富有威势与成效的外来因素。
④当中国文明发展到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作为小说叙事“多祖”因素的神话、子书叙事都已渐渐退隐幕后，蓬勃生长起来的是六朝以来的宗教叙事，尤其是佛教叙事。宗教叙事带来了与历史叙事完全不同的叙事形态，尤其是对叙事虚实观念的冲击，结束了《左传》《史记》以来的历史叙事黄金时代。而小说作为一种以“虚构散文故事”为特征的文学文体，就在历史叙事与宗教叙事的互动中产生了。
（摘编自韩云波《历史叙事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的传统叙事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使得中国的小说叙事到唐代中叶才走向成熟。
B.历史文体对小说的影响远胜文学文体本身，历史叙事在春秋时就已达到很高水平。
C.中国小说文体的最终独立是靠着历史叙事与富有威势和成效的外来因素的互动。
D.西方的《荷马史诗》和中国的《左传》《史记》，造就了中西方小说不同的文体发生机制。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通过对比中西小说文体发生机制的不同，突出了宗教叙事与中国小说兴起的密切关系。
B.文章论证中国的小说叙事最终得以成熟的原因，是以史实作为支撑和依据的。
C.通过论证中国小说的兴起、其叙事的成熟及其文体的独立，文章把论证推向了深入。
D.文章引用不同学者对小说起源的看法，是为了指出他们在总体上有相对一致的认识。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史诗、戏剧、传奇都可推动小说文体的产生，可见不同的文学文体间是存在一定共通性的。
B.如果宗教叙事早在唐代之前就能出现，那么中国的小说将会早于西方小说产生并成熟。
C.神话、子书都有成为中国小说“始祖”的可能，足见对文体起源的考察不可过于简单化
D.如果不能处理好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小说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其作为文学文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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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概括“沙面文物建筑”所面临的三个方面的问题。(每一个方面概括不超过8个字)(3分)
广州的沙面是广州近代文物建筑最多的地方，由于地处珠江边，被称为“广州的外滩”。但是，沙面要想真正成为“外滩”，却面临着考验。广州沙面的建筑大多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建造的砖木、砖土混合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由于年代久远，导致材料老化，混凝土风化，天花板脱落，墙、楼板和瓦面破损，管网陈旧漏水。但保护沙面建筑群的手续繁琐，一砖一瓦的改变都必须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这导致了文物修缮审批手续繁琐，使沙面的保护利用工作非常被动，停滞不前。因此，做实做细整体批复沙面古建筑的规划设计方案，迫在眉睫。建筑文物的修缮与保护所涉及到的居民住户的搬迁，建筑群的维护、加固、内部装修等，需要的费用也是巨大的。而这些费用如果完全依靠沙面所在的荔湾区文物部门负责，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允许文物建筑土地使用权的置换，都是有效的集资方式。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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