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
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绌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如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屈原抗争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屈原最早影响历史的是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B.西汉司马迁鲜明地凸现了屈原富于“怨怼”的抗争精神。
C.东汉班固对屈原“怨怼”的抗争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
D.经过王逸等人的努力,化解了屈原“忿怼”的抗争精神。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宋许多著名人士是站在“臣子之义”的立场,标榜屈原的“忠正”、“爱君”精神。
B.班固认为屈原的“怨怼”精神,虽“兼诗风雅”,但妨害封建统治,因而猛烈抨击。
C.刘安比较中肯地评价屈原,也许是因为距离屈原时代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真切。
D.宋人葛立方认为屈原应知命,安时处顺,极不赞同屈原沉江这种“狷急褊躁”之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东汉王逸第一次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这次尝试取得了成功。
B.人们曾对屈原“忿怼”的抗争之行抱有疑惧心理,因而采取了排斥的立场。
C.屈原身上的抗争精神,引发了李白的自由狂放,因而李白之后不再有人提及。
D.刘安在司马迁之前就认识到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并给予高度赞扬。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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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绌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如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
1.下列关于屈原抗争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屈原最早影响历史的是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B.西汉司马迁鲜明地凸现了屈原富于“怨怼”的抗争精神。
C.东汉班固对屈原“怨怼”的抗争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
D.经过王逸等人的努力,化解了屈原“忿怼”的抗争精神。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宋许多著名人士是站在“臣子之义”的立场,标榜屈原的“忠正”、“爱君”精神。
B.班固认为屈原的“怨怼”精神,虽“兼诗风雅”,但妨害封建统治,因而猛烈抨击。
C.刘安比较中肯地评价屈原,也许是因为距离屈原时代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真切。
D.宋人葛立方认为屈原应知命,安时处顺,极不赞同屈原沉江这种“狷急褊躁”之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东汉王逸第一次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这次尝试取得了成功。
B.人们曾对屈原“忿怼”的抗争之行抱有疑惧心理,因而采取了排斥的立场。
C.屈原身上的抗争精神,引发了李白的自由狂放,因而李白之后不再有人提及。
D.刘安在司马迁之前就认识到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并给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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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绌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离骚〉后叙》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如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
1.下列关于屈原抗争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屈原最早影响历史的是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B.西汉司马迁鲜明地凸现了屈原富于“怨怼”的抗争精神。
C.东汉班固对屈原“怨怼”的抗争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
D.经过王逸等人的努力,化解了屈原“忿怼”的抗争精神。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宋许多著名人士是站在“臣子之义”的立场,标榜屈原的“忠正”、“爱君”精神。
B.班固认为屈原的“怨怼”精神,虽“兼诗风雅”,但妨害封建统治,因而猛烈抨击。
C.刘安比较中肯地评价屈原,也许是因为距离屈原时代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真切。
D..宋人葛立方认为屈原应知命,安时处顺,极不赞同屈原沉江这种“狷急褊躁”之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东汉王逸第一次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这次尝试取得了成功。
B.人们曾对屈原“忿怼”的抗争之行抱有疑惧心理,因而采取了排斥的立场。
C.屈原身上的抗争精神,引发了李白的自由狂放,因而李白之后不再有人提及。
D.刘安在司马迁之前就认识到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并给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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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屈原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也许是由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为真切些吧,刘安、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显然还不算偏颇:它既看到了屈原对君王、宗国的忠贞之志,又看到了他不与黑暗世道和“浊秽”同流的抗争精神和高洁之行。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热烈颂扬中,表达了对屈原双重精神的崇仰钦敬之情!不过,司马迁还有一段评述,表明他对屈原精神有着深一层的认识:“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一评述,在肯定屈原“竭忠尽智”的同时,更强调了他的“怨”君色彩。这就使屈原身上那富于“怨怼”抗争精神的一面,鲜明地凸现了出来。
这一点也为东汉史家班固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为司马迁所深心理解的这种“怨怼”精神,却遭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
班固的评判抓住了屈原精神的重要侧面,即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就这一点说,班固并没有看错。只是班固过于敏感,以为屈原的这种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颇有妨害,而采取了激烈排斥的立场。这一立场在今天看来似乎很难理解,但在封建时代却曾得到过不少回响。如北朝儒者颜之推,亦曾指斥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将他置于“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长长名单之首。唐代苦吟诗人孟郊,也不满意屈原的“怨怼”,作诗批评说:“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宋人葛立方,对屈原不从渔父之劝、忿怼沉江的激烈之行,更表示了极不赞同的意见:“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于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这些都足以证明,屈原最早所影响于历史的,不是所谓“忠君爱国”精神,而是那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东汉王逸,是首先以屈原的“忠贞”来对抗班固批评的著名大将。他在《楚辞章句》中激烈反驳班固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是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它巧妙地化解了人们对屈原“忿怼”抗争之行所抱的疑惧心理,因此得到了唐、宋之际许多著名人士的热烈回应。如魏征称赞屈原这样的“离谗放逐之臣”,是“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给了屈原以高度的评价。就是唐太宗,也以孔子“臣苟顺者,不得为忠”之义,肯定了屈原“孤直自毁”的“忠”节。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还针对班固以为屈原不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引征《春秋》之例反驳。宋人洪兴祖则盛推屈原“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不忘,臣子之义尽矣。”严斥班固、颜之推之说“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这些都是鲜明地站在“臣子之义”立场上,标榜屈原“忠正”、“爱君”精神的代表性评价。至于屈原身上那强烈的抗争精神,除了生性不羁的自由狂放之士李白,曾发出过“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的感慨,表示过相当的共鸣外,很少有人再提及了。
(选自《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有删改)
1.对于屈原抗争精神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屈原最早影响历史的是不与浊世同污的忿怼、抗争精神。
B. 西汉司马迁鲜明地凸现了屈原富于“怨怼”的抗争精神。
C. 东汉班固对屈原“怨怼”的抗争精神,进行了猛烈抨击。
D. 经过王逸等人的努力,化解了屈原“忿怼”的抗争精神。
2.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唐宋许多著名人士是站在“臣子之义”的立场,标榜屈原的“忠正”“爱君”精神。
B. 班固认为屈原的“怨怼”精神,虽“兼诗风雅”,但妨害封建统治,因而猛烈抨击。
C. 刘安比较中肯地评价屈原,也许是因为距离屈原时代近,对屈原精神的感受较真切。
D. 宋人葛立方认为屈原应知命,安时处顺,极不赞同屈原沉江这种“狷急褊躁”之行。
3.下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东汉王逸第一次将屈原的双重精神引向“忠君”方向,这次尝试取得了成功。
B. 人们曾对屈原“忿怼”的抗争之行抱有疑惧心理,因而采取了排斥的立场。
C. 屈原身上的抗争精神,引发了李白的自由狂放,因而李白之后不再有人提及。
D. 刘安在司马迁之前就认识到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并给予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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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关常识判断错误的一项是( )
A.《左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又称《左氏春秋》。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曹刿论战》《荆轲刺秦王》都选自《左传》。
B.词是产生于隋唐兴盛于两宋的一种新诗体. 又称长短句。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后来逐渐跟音乐分离,成为诗的一种,词的特点:词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 课文“沁园春”是词牌名,“长沙”是题目。
C.《战国策》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历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相传是西汉的刘向编著的。这部书记事写人生动形象,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D.《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部历史著作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开创了我国古代历史纪传体的先河,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群像。鲁迅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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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的文艺政策,由唐太宗奠定,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精神世界。
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1.下列对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在唐代出现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与《离骚》以来,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积累,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B.唐代文艺政策非常宽松,朝廷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批
判现实,而不必担心惹祸上身。
C.个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是广为人知的,潇洒飘逸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
D.诗赋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依据,又是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诗人凭借写诗也可以成为耀眼的明星,从而产生巨大的创作动力。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的诗歌大气隽永,传之久远,这和唐朝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诗人们眼界开阔,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
B.李白、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所以取得了远高于前人的艺术成就。
C.许多唐人的诗句,反映出唐代社会太平日久、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社会现实,这些为诗歌的发展与诗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D.唐代诗人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四方,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能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艺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诸多方面来解释。
B.李白、杜甫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这些原因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C.当今中国未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原因恐怕得从文学传统、社会环境等方面去寻找。
D.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交通、旅游等远比唐朝要好,应该说具备了出现杰出诗人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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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的文艺政策,由唐太宗奠定,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精神世界。
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1.下列对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在唐代出现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与《离骚》以来,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积累,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B.唐代文艺政策非常宽松,朝廷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批判现实,而不必担心惹祸上身。
C.个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是广为人知的,潇洒飘逸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
D.诗赋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依据,又是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诗人凭借写诗也可以成为耀眼的明星,从而产生巨大的创作动力。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唐代的诗歌大气隽永,传之久远,这和唐朝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诗人们眼界开阔,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
B.李白、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所以取得了远高于前人的艺术成就。
C.许多唐人的诗句,反映出唐代社会太平日久、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社会现实,这些为诗歌的发展与诗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D.唐代诗人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四方,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能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艺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诸多方面来解释。
B.李白、杜甫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这些原因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C.当今中国未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原因恐怕得从文学传统、社会环境等方面去寻找。
D.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交通、旅游等远比唐朝要好,应该说具备了出现杰出诗人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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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①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的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②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由唐太宗奠定的文艺政策,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的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精神世界。
③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工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④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⑤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像李白、杜甫那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1.下列对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在唐代出现的客观条件,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与《离骚》以来,历朝各代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积累,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B.唐代文艺政策非常宽松,朝廷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批判现实,而不必担心惹祸上身。
C.诗赋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依据,又是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诗人凭借写诗也可以成为耀眼的明星,从而产生巨大的创作动力。
D.个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是广为人知的,潇洒飘逸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工夫。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李白、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就取得了远高于前人的艺术成就。
B.唐代的诗歌大气隽永,传之久远,这和唐朝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诗人们眼界开阔,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
C.许多唐人的诗句,反映出唐代社会太平日久、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社会现实,这些为诗歌的发展与诗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D.唐代诗人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四方,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能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艺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诸多方面来解释。
B.李白、杜甫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这些原因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C.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交通、旅游等条件远比唐朝时要好,应该说具备了出现杰出诗人的物质条件。
D.当今中国未能出现在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原因恐怕主要得从文学传统、政治环境等方面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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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照画线的句子,写上相应的句子,要求句式相同,语义连贯。
命运给予河蚌的是一粒沙子,河蚌回报世界的却是一颗晶莹的珍珠; , ;命运给予巨石的是千锤百炼,巨石回报世界的却是一座神圣的佛像。历史长河中的那些伟大人物,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他们回报世界的都是心血的结晶:司马迁蒙受宫刑之辱,却留给后人一部《史记》; , ;贝多芬经受失聪之苦,却留给时代一部《命运交响曲》。直面不幸,努力创造,回馈社会,我们就能不断提升个人价值,最终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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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做的多半是记录。和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地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爱憎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记》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这种真概括起来就是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必须以最近的距离去触摸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记》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秉笔直书,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史记》真实的呈现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记录方式,对于司马迁来说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已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账,但他所经历着的一切钱与权的现实压力,却也着实考验着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他这种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谈道:“我们国家一直有三个大祭’,一是祭黄陵,属于国之祭、族之祭;一是祭孔子,属于文之祭祀,是对文脉的一种追踪;还有一个就是祭司马迁,它既是文祭,又是心祭,是对一种伟大人格的缅怀。”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悲剧感的民族,喜欢大团圆、喜欢盛世、喜欢辉煌、喜欢纪念成功人物,司马迁的存在就有了他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负重,要有悲剧感,心存忧患意识。所有这些司马精神,为我们今后悼念司马迁,敬仰我们的民族精神,建树我们的文化灵魂,提出了非常久远的任务。
(选自《司马迁实录精神》,有增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在所谓“盛世”大汉中,与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司马迁在政治上能够改变国家社会的力量更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只是一个史官。
B.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他们一个个都是等质量的元素,处于平等的地位,司马迁对他们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
C.在人才辈出的汉朝,司马迁也许不是一个成功人物,但他心怀忧患,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D.司马迁运用实录精神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既让后人记住真实的历史,能以史为鉴,也让人们记住真实的自己。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首先对司马迁的人生做了一个整体评价,然后引出了本文的观点,即司马迁记史的实录精神。
B.全文在论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先从司马迁实践求真的角度展开论述,再阐述了司马迁记史面临的多重压力及应具备的勇敢无畏的精神。
C.本文在论述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后,借古鉴今,给我们当代社会敲响了警钟,提出了号召。
D.本文从不同角度,层层深入论述中心主旨,并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进行分析闸述,如例证、引证、比较论证。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历史要得到真实记录,那么这个史官必须能够具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能够不畏强权。
B.我们祭奠缅怀司马迁,既是对司马迁写下历史巨著《史记》表达崇敬之情,也是对他这种实录精神进行讴歌与赞美。
C.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应该经受了来自朝廷高层对他的种种非难,但作为一名史官,秉笔直书是他胸中的最大心愿。
D.呈现真实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活,更是对一种精神和理念的执着,我们要传承司马迁的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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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②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们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③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代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代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④楚地盛行的巫教使楚辞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⑤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⑥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摘编自骆玉明、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楚辞”名称的出现不晚于汉代前期,作为专称指以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新诗体。
B.《楚辞》由西汉末年刘向辑录而成,包含了屈原、宋玉及汉代人模仿“楚辞”的作品,它和《诗经》都影响深远。
C.与楚地歌谣不同的是,楚辞不适宜歌唱,据古籍记载,楚辞需要用类似古希腊史诗“吟唱”的特别声调来诵读。
D.汉代人认为“不歌而诵谓之赋”,所以普遍把楚辞称为“赋”,而现代人不主张称楚辞为“赋”,两者皆有合理之处。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章主要从楚辞的名称、楚辞与歌谣的异同、影响楚辞形式的因素三个方面介绍了楚辞。
B.文中列举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是为了证明楚地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
C.文章分析楚辞的形成时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如将楚辞与楚地歌谣、楚辞与散文作比较。
D.文章使用了丰富的引证,引用的材料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从而加强了作者观点的说服力。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孺子歌》《大风歌》《垓下歌》每句可长可短,且在句尾或句中多用“兮”字,具有楚辞的显著特征,因此它们都属于“楚辞”。
B.《史记》中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本文认为先有“屈赋”后有“汉赋”,由此可见本文作者更倾向于把“楚辞”称为“赋”。
C.楚地盛行巫教,屈原的作品中也大量使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这说明作家生活的地域文化氛围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D.影响楚辞形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因此在这诸多因素中,屈原的创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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