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在王静安先生所有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无疑的《人间词话》乃是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早期的杂文只不过是他在西方思想的刺激下，透过他自己的性格上的特色，对传统之中国文学发生反省以后所产生的一些概念而已。其较具理论体系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则是他完全假借西方之哲学理论来从事中国之文学批评的一种尝试之作，其中固不免有许多牵强疏失之处。至于《人间词话》则是他脱弃了西方理论之拘限以后的作品，他所致力的乃是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会到中国旧有的传统批评中来。所以《人间词话》从表面上看来与中国相沿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式，虽然也并无显著之不同，然而事实上他却为这种陈腐的体式注入新观念的血液，而且在外表不具理论体系的形式下，也曾为中国诗词之评赏拟具了一套简单的理论雏形。然而可惜的是《人间词话》毕竟受了旧传统诗话词话体式的限制，只做到了重点的提示，而未能从事于精密的理论发挥，因之其所蕴具之理论雏形与其所提出的某些评诗评词之精义，遂都不免于旧日诗话词话之模糊影响的通病，在立论和说明方面常有不尽明白周至之处。
关于《人间词话》的内容，根据现在流传的搜辑最备的王幼安校订本来看，其中词话共有三卷一百四十二则之多。在这三卷词话中，后二卷之删稿及附录，盖多出于后人之搜辑，其编排之次第则全以搜辑时所依据之资料为主，并未经过系统化之整理，当然我们也就难望其有什么明白的体系和次第。至于其上卷所收的词话六十四则，则曾经过静安先生自己之编订，早在他生前便以曾于《国粹学报》刊行发表。这一部分词话从表面上看来与其他词话之分条记叙者虽也并无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一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六十四则之编排次序，却是隐然有着一种系统化之安排的。
概略地说来，我们可以将之简单分别为批评之理论与批评之实践两大部分。自第一则至第九则乃是静安先生对自己评词之准则的标示。这九则词话实在乃是《人间词话》中主要的批评理论之部。这是我们在研读《人间词话》时首当掌握的重要纲领。从以上九则词话以后，自第十则至第五十二则乃是按时代先后，自太白、温、韦、中主、后主、正中以下，以迄于清代之纳兰性德，分别对各历代名家作品所作的个别批评。此一部分乃是《人间词话》中主要的批评实践之部。此外，在其上卷之末，自第五十三则以后，尚有数则词话分别论及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之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则是静安先生于批评实践中所得的一些重要结论。最末二则且兼及元代之二大曲家，可见其境界说之亦可兼用于元曲，为其《人间词话》作了一个馀意未尽的结尾。从这种记叙次第来看，《人间词话》上卷虽无明白之理论体系，然其批评理论之部与其批评实践之部，透过各则词话之编排安置，却仍是颇有脉络及层次可寻的。
节选自叶嘉莹《<人间词话>之基本理论——境界说》（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选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在他所有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无疑是《人间词话》。
B．《<红楼梦>评论》一文，虽较具理论体系，但就因为是他假借西方之哲学理论来从事中国之文学批评之作，所以其中有许多牵强疏失之处。
C．《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摆脱西方理论之局限，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将中国传统批评的重要思想融入到西方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一个尝试。
D．《人间词话》因为受旧传统诗话词话体式限制，欠缺精密的理论发挥，所以其理论雏形与某些精义，都不够细致，立论和说明也常不尽明白。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选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人间词话》与与中国相沿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式，并无什么不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都不免于旧日词话之模糊影响的通病。
B．流传的搜辑最备的王幼安校订本共有三卷，在这三卷词话中，后两卷多为后人补写，且未经过系统化之整理，对于我们分析人间词话的体系并无大用。
C．上卷一至九则是人间词话中最主要的批评理论之部，也是我们在研读时要掌握的最重要的纲领。
D．《人间词话》上卷虽无明白的理论体系，但是透过各则词话的编排安置，我们可以找到其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脉络层次。
3.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A．根据作品受西方理论局限的程度判断，王国维先生的作品《人间词话》应完成于《<红楼梦>评论》之后。
B．《人间词话》上卷53则以后，主要是批评实践中所得的一些重要结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便出自这一部分。
C．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说“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这句当选自上卷第63或64则。
D．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造诣很高，其中境界之说影响尤大，所评虽多为词，但其实对元曲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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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在王静安先生所有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无疑的《人间词话》乃是其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早期的杂文只不过是他在西方思想的刺激下，透过他自己的性格上的特色，对传统之中国文学发生反省以后所产生的一些概念而已。其较具理论体系的《<红楼梦>评论》一文，则是他完全假借西方之哲学理论来从事中国之文学批评的一种尝试之作，其中固不免有许多牵强疏失之处。至于《人间词话》则是他脱弃了西方理论之拘限以后的作品，他所致力的乃是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会到中国旧有的传统批评中来。所以《人间词话》从表面上看来与中国相沿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式，虽然也并无显著之不同，然而事实上他却为这种陈腐的体式注入新观念的血液，而且在外表不具理论体系的形式下，也曾为中国诗词之评赏拟具了一套简单的理论雏形。然而可惜的是《人间词话》毕竟受了旧传统诗话词话体式的限制，只做到了重点的提示，而未能从事于精密的理论发挥，因之其所蕴具之理论雏形与其所提出的某些评诗评词之精义，遂都不免于旧日诗话词话之模糊影响的通病，在立论和说明方面常有不尽明白周至之处。
关于《人间词话》的内容，根据现在流传的搜辑最备的王幼安校订本来看，其中词话共有三卷一百四十二则之多。在这三卷词话中，后二卷之删稿及附录，盖多出于后人之搜辑，其编排之次第则全以搜辑时所依据之资料为主，并未经过系统化之整理，当然我们也就难望其有什么明白的体系和次第。至于其上卷所收的词话六十四则，则曾经过静安先生自己之编订，早在他生前便以曾于《国粹学报》刊行发表。这一部分词话从表面上看来与其他词话之分条记叙者虽也并无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一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六十四则之编排次序，却是隐然有着一种系统化之安排的。
概略地说来，我们可以将之简单分别为批评之理论与批评之实践两大部分。自第一则至第九则乃是静安先生对自己评词之准则的标示。这九则词话实在乃是《人间词话》中主要的批评理论之部。这是我们在研读《人间词话》时首当掌握的重要纲领。从以上九则词话以后，自第十则至第五十二则乃是按时代先后，自太白、温、韦、中主、后主、正中以下，以迄于清代之纳兰性德，分别对各历代名家作品所作的个别批评。此一部分乃是《人间词话》中主要的批评实践之部。此外，在其上卷之末，自第五十三则以后，尚有数则词话分别论及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之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则是静安先生于批评实践中所得的一些重要结论。最末二则且兼及元代之二大曲家，可见其境界说之亦可兼用于元曲，为其《人间词话》作了一个馀意未尽的结尾。从这种记叙次第来看，《人间词话》上卷虽无明白之理论体系，然其批评理论之部与其批评实践之部，透过各则词话之编排安置，却仍是颇有脉络及层次可寻的。
节选自叶嘉莹《<人间词话>之基本理论——境界说》（有删改）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选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在他所有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无疑是《人间词话》。
B．《<红楼梦>评论》一文，虽较具理论体系，但就因为是他假借西方之哲学理论来从事中国之文学批评之作，所以其中有许多牵强疏失之处。
C．《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摆脱西方理论之局限，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将中国传统批评的重要思想融入到西方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一个尝试。
D．《人间词话》因为受旧传统诗话词话体式限制，欠缺精密的理论发挥，所以其理论雏形与某些精义，都不够细致，立论和说明也常不尽明白。
2.根据原文内容，下列选项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A．《人间词话》与与中国相沿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式，并无什么不同。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都不免于旧日词话之模糊影响的通病。
B．流传的搜辑最备的王幼安校订本共有三卷，在这三卷词话中，后两卷多为后人补写，且未经过系统化之整理，对于我们分析人间词话的体系并无大用。
C．上卷一至九则是人间词话中最主要的批评理论之部，也是我们在研读时要掌握的最重要的纲领。
D．《人间词话》上卷虽无明白的理论体系，但是透过各则词话的编排安置，我们可以找到其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脉络层次。
3.下列对文章内容理解错误的一项是
A．根据作品受西方理论局限的程度判断，王国维先生的作品《人间词话》应完成于《<红楼梦>评论》之后。
B．《人间词话》上卷53则以后，主要是批评实践中所得的一些重要结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便出自这一部分。
C．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说“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这句当选自上卷第63或64则。
D．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造诣很高，其中境界之说影响尤大，所评虽多为词，但其实对元曲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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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秦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
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
1.下列关于原文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周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他们认为乐声的安乐和怨怒能够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得失，这就是所谓的“观乐”。
B. 在周朝礼崩乐坏和秦朝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下，“采诗”的传统到汉初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些儒生还回忆起当时“采诗”的情形。
C.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开始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乐府文学的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逐渐有了起色。
D. 所谓振兴汉乐府文学的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是指动员当时的文人（如司马相如）写作歌辞，二是由乐府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历史上的民间文学之所以自生自灭，是因为它属于“草根”，得不到官方的重视；没有官方渠道，民间文学就不可能永久流传。
B. 后世出土的一些商周时期的乐器，可以证明商周时期的统治者设有乐队，以进行宗庙祭祀和朝廷礼仪，同时还可以供自身娱乐。
C. 既然是民间歌辞，当然不是文士所创作；而汉代文士所创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两者都是乐府文学。
D. 汉代乐府的职能之一就是采集歌谣，采集歌谣的目的和以往朝代一样，即“观风俗”“知政教得失”，这是符合礼乐精神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根据古代学者的解释，上古时的采诗官叫“遒人”，他们在每年春季于乡间的路上敲着木铎，向老百姓采集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
B. 汉朝的采诗制度和夏商周的采诗制度一脉相承，它是古代礼乐制度的一个环节，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则始自周朝。
C. 民间文学很丰富，歌谣只是其中一部分；汉乐府歌辞包括“郊庙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
D. 在汉代，民间歌谣得到官方的重视，虽然它处于非主流的层次，但它的存在，使得汉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提升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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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困难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高一语文现代文阅读中等难度题查看答案及解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
康保成
最近，“法律与文学”渐渐成为受法学家关注的一块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苏力先生的《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从司法的角度解读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为人们认识这出古典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笔者拟对苏文的观点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苏文提出，在《窦娥冤》中，张驴儿与窦娥“都没有提出而且也无法提出现代司法要求的可靠的直接证据”，“案件审理者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谁的话更可信。”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成理”，而且窦娥后来自己也招认“药死公公”，才导致桃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并非官吏无能或腐败的产物”。现在，也让我们“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来分析案情，看到底谁的话更可信，看桃杌是否“无能”。在法庭上，张驴儿振振有辞：“我家的老子，倒说是我做儿子的药死了，人也不信。”苏文认为：“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确，张驴儿没有杀父动机。然而窦娥则是没有杀人动机。谁主张谁举证，这在一般的诉讼案中为古今通用之原则，然而张驴儿作为原告，不仅拿不出窦娥杀人的证据，也说不出窦娥为什么杀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足不出户的年轻寡妇平白无故起了杀人之心呢? 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只听一面之辞就滥施刑罚， 说是“无能”实在太轻了些。
凡事总有个来龙去脉。一个姓张的被毒死在蔡家，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官府首先要了解的应该是：这两家是何关系，这个畸形的家庭是如何组成的，张氏父子是如何进入蔡家的等等。接着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对于这一切，窦娥详细的实事求是的回答显然把张氏父子解救蔡婆、被蔡家收留的事实交代得清清楚楚，她的话才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比张驴儿简略的胡编乱造更可信。张驴儿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能称作狡辩。窦娥还举出了本案的关键情节和关键证人。张驴儿不是说他不会药死老子么？是啊！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桃杌如果真像苏文所说，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抓住这一线索，继而审问当事人蔡婆，张驴儿的杀人动机便会暴露无遗。桃杌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那就应该把杀人未遂的赛卢医抓捕归案，以验证窦娥供词的真实性。同时，卖毒药给张驴儿的赛卢医———本案的惟一证人，即使是污点证人，与张驴儿对簿公堂，真凶便会落入法网。然而，桃杌在听了张驴儿的辩解和挑唆之后，便对窦娥施以酷刑。尽管窦娥发出了“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的合理质询，桃杌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合乎“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么?
苏文认为“窦娥展示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理由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甚至说，在当时的条件下，窦娥的口供可以作为“证据之王”。而在笔者看来，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不认罪，到棍棒呼啸着打向蔡婆时，却情愿招认“药死公公”，按照“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法官理应抓住这一细节，详加戡问：被告缘何“招认”得如此反常? 继而解开一位孝顺、善良的妇女何以会“杀人”的谜底，再继而对整个案情做出正确的判断。苏文提出：如果窦娥不认罪，而让蔡婆去挨那无情的棍棒，“如果蔡婆婆也能挺住刑讯，那么依据当时的法律，就要对张驴儿拷刑，或只能‘取保放之’。”然而笔者有理由提出两种可能性更大的假设：一是年迈的蔡婆熬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二是蔡婆被活活打死。窦娥不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才做出这种“不大明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罪”行为的么?退一步说，即使苏文的假设成立，窦娥和蔡婆在“拷满不承”的情况下被“取保放之”，那又怎样呢？真凶照样逍遥法外，窦娥照样是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张驴儿本想毒死蔡婆却意外使张父被毒死，这就造成了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这是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但如果一切都已经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还要衙门干什么？
1.下列对苏力观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张驴儿与窦娥都无法提出可靠的直接证据，二人的话究竟谁的可信，只能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判断来确定。
B．苏文认为张驴儿在法庭上的陈诉较之窦娥的申辩更言之有理，因为根据人之常情和一般逻辑判断，儿子是不会药死老子的。
C．苏文认为县令桃杌是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之所以造成他错误判断实为窦娥自己的招认，并不是因为官吏的无能或腐败。
D．苏文认为张驴儿没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所以他法庭上的证词既合乎人情也合乎法理，这是“不存在合乎情理之怀疑”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作者认为一个严格执法的官员，必然先要了解这个命案的来龙去脉，然后才是对命案本身的讯问，这样的程序才合乎常情常理。
B．作者认为张驴儿的供词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事实，只是狡辩；而窦娥的回答详细且实事求是，她的话才更显得入情入理，真实可信。
C．作者认为这一命案关键的线索是“羊肚汤本是蔡婆让给他老子的”，如果县令桃杌能据此追问，就会彻底揭穿张驴儿的杀人动机。
D．作者认为本案的关键证人也是唯一证人就是赛卢医，尽管他是个污点证人，但只要把赛卢医抓捕归案，窦娥一案便会水落石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苏文认为窦娥情愿替婆婆顶罪而死，这种利他主义在当时的社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反而成为她药死公公的一个相关的证据。
B．作者认为窦娥招供过程很反常，窦娥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不认罪，但蔡婆要挨打时却情愿招认，不合人之常情和一般的逻辑。
C．针对苏文如果窦娥不认罪及蔡婆婆能挺住刑讯的假设，作者认为这种假设更可能的后果是蔡婆婆不是被屈打成招就是被活活打死。
D．作者认为本案唯一的一处隐情是从表面看来张驴儿没有杀人动机，造成了侦破难度，而这也正是需要“严格执法”的官员努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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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谓代有新变，探讨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者及其著述不可计数。然而，具体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文学传统，或者说如何转化性地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模式，仍然是一道摆在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世纪难题。
换句话说，在走向中国文艺复兴的征途上，中国既有的文学传统应该以何种方式或路径进入中国新文学话语体系？如果继续在理论上断定新旧不能融合，坚持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那么就等于彻底否认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可能性。但历史和现实并不以我们流行的现代性崇拜为转移，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历史与现状，都昭示了中国文学传统始终在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所以应该实事求是地投入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的总结与思考之中。只有立足于融通古今中外、活生生的中国文学经验，抛弃固有的定式与成见，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论及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还需要深入地解读并提炼出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内在逻辑与深层机制。但具体的微观探究毕竟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系统工程，所以在宏观上确立所谓创造性转化的新思路也是很有必要的。长期以来，无论是中西文化还是中西文学研究，学界一直盛行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路径。一种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借鉴或吸纳西方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有益资源。另一种是主张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有益养分，这就颇有点反客为主的味道了。这种理论路径其实是文化和文学上的激进主义表现，极端者会全盘性地反传统，落入全盘西化的陷阱。而就在这一正一反的两种理论路径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第三条融合路径。
我们完全可以在现代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中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领域和特定的条件，或以中化西，或以西化中，在具体实践中不拘格套，因缘际会、顺势而为，由此创造性地转化出一种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当代中国文学新形态。只有跳出了中西整体性体用论与新旧二元对立论的理论窠臼，才算是寻找到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李遇春《中西会通古今交融——重申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探讨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学者及著述不可计数，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谓互有转变。
B. 摆在中国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世纪难题，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形态和文学批评模式。
C. 客观不以我们流行的崇拜为转移，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始终被中国文学传统以各种方式介入。
D. 实事求是地投入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路径之中，故融通古今中外抛弃成见，会获得新的发现与创造。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先从中国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重构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
B. 文章在论述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通基础的前提下，提出了实际存在的第三条融合路径。
C. 作者对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和文学为本体或本位的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反客为主。
D. 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作者是先谈新旧文学之间的关系，接着分析路径，最后亮出观点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那么就等于彻底否认了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可能性。
B. 如果我们根据不同的领域和特定的条件，不拘格套，顺势而为，就能创造出一种中国文学新形态。。
C. 只有立足于融通古今中外、活生生的中国文学经验，抛弃固有的定式与成见，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
D. 只有跳出了中西整体性体用论与新旧二元对立论的框架，才能找到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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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类文本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
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周有光为那些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主要得益于他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
B. 1952年，周有光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时，他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
C. 为统一汉语拉丁化的五花八门的方案，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与他的同事最终促成了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拼音方案。
D. 由于周有光选择了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年代，他能够不被席卷进去而保全了自己。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在抗战时期，周有光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B. 中国当政者希望人民尽快接受社会主义观念，迫切需要简单易学的汉字学习方法，周有光等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应运而生。
C. 周有光对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的事例的回忆，说明了精神会餐胜过物质饮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D. 在宁夏五七干校，周有光提出了适合宁夏发展的一些设想。文革之后，当地政府重视他的这些设想。
E. 在周有光看来，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是语文现代化的更为重要的任务，他退休后的工作重点，即在为此而努力。
3.综观全文，周有光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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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周有光为那些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主要得益于他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
B. 1952年，周有光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时，他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
C. 为统一汉语拉丁化的五花八门的方案，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与他的同事最终促成了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拼音方案。
D. 由于周有光选择了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年代，他都能够不被席卷进去而保全了自己。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 在抗战时期，周有光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B. 中国当政者希望人民尽快接受社会主义观念，迫切需要简单易学的汉字学习方法，周有光等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得到很好的推广。
C. 周有光对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的事例的回忆，说明了精神会餐胜过物质饮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D. 在宁夏五七干校，周有光提出了适合宁夏发展的一些设想。文革之后，当地政府重视他的这些设想。
E. 周有光把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作为自己退休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3.综观全文，周有光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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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关于《诗经》的注释、注解、翻译、解读的作品恒河沙数，周振甫先生的《<诗经>译注》，就是我们古典诗词爱好者_____________常用的一本。
周振甫先生有不少著作，在学术界颇有____________，且作为中华书局的老编审，他一生勤苦校书，乐此不疲，在典籍译注上也有较大成就。（ ）。《<诗经>译注》是他较有代表性的译注作品，成书于周老晚年。此书2002年由中华书局推出后，至今已重印四次。
《<诗经>译注》是《诗经》的全译本，周振甫先生逐一介绍了每一诗句中重要词语的读音、释义。而且，书中每首诗下面都有题解，阐明了诗作的时代背景、诗旨，并给出了鉴赏和翻译。细读可以发现，其译文内容在信、达的基础上力求其雅，还___________地以现代民歌译古代民歌，每句对译，附有原文，便于读者比照读本。在书中，周振甫先生善于采纳古今《诗经》注家之长，并___________。无论是解题还是注释，他都表述得简明而精致，还被收入了《十三经译注丛书》，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 ）
A.熟知 声望 独树一帜 水乳交融
B.熟悉 声色 独树一帜 融会贯通
C.熟知 声望 独出心裁 融会贯通
D.熟悉 声色 独出心裁 水乳交融
2.下列在文中括号内补写的语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他译注的《文心雕龙》《诗品》《洛阳伽蓝记》等古籍，为学界广泛赞誉
B.学界广泛赞誉他译注的《文心雕龙》《诗品》《洛阳伽蓝记》等古籍
C.《文心雕龙》《诗品》《洛阳伽蓝记》等古籍因他译著，为学界广泛赞誉
D.他因译著《文心雕龙》《诗品》《洛阳伽蓝记》等古籍，为学界广泛赞誉
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无论是解题还是注释，他都表述得简明而精致，这本书还被收入了《十三经译注丛书》，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B.无论是解题还是注释，他都表述得简明而精当，还被收入了《十三经译注丛书》，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C.无论是解题还是注释，这本书都表述得简明而精致，还被收入了《十三经译注丛书》，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D.无论是解题还是注释，他都表述得简明而精当。这本书还被收入了《十三经译注丛书》，是古典文学爱好者不可不备的基本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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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周有光传
资中筠先生说，周有光先生在民国时代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为他的人生打下了最好的底色。他17岁从常州中学毕业，阅读英文已无障碍。而考上圣约翰大学，无疑是他最珍视的经历，他因此从一个江南小城市来到风云际会的上海，眼界由此大为开阔。五卅运动后，周有光转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三十年代以后，周有光接触的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早年那个以教育、金融为核心的银行圈子。他在章乃器的提议下加入了救国会，与“七君子”这样一大批有识之士有或近或远的交往。但他显然不像那些一心投入救国运动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他参与的进步工作更多是利用自己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为那些正在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有时候他也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传达了当时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1952年周有光先生把自己文字研究方面的文章结集起来，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这些工作虽然在业余时间完成，但周有光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被邀请参加1955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周有光实际上就转向文改会的工作，无意中或许也是本能地避开了接踵而来的、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的影响。
周有光在加入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后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建立一个以26个罗马字母为核心、适应所有汉字的拼音体系。这时周有光发现汉语拉丁化的方案五花八门，需要有一个统一并可行的方案。周有光为此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明确指出拼音是规范化的普通话，否决了搞一套能拼各种方言的方案，以便真正实现语言文字的改革。他和他的同事最终一起促成了这个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方案。从1955年到1958年，这三年潜心的工作，或许暂时排除了周有光心头的忧患，当他大部分从事经济研究的旧日同事被打成右派甚至自杀时，他没有被席卷进去，而且工作成就卓著。
这个时期恰逢中国需要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这个运动想要成功就必须有更简易的汉字学习方法。当政者未见得希望人们识字以后有更独立的思想，但他们希望人民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想法一定十分迫切。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他们需要更多工人、农民的支持，这样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策大计。如今看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成功地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
1966年一场更为持久的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一次，已经60岁的周有光也不能幸免了。1969年他去了宁夏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将近三年。
置身于荒漠，研究工作中止，周有光的兴趣又回到了经济上。他研究黄瓜为什么可以在宁夏长得比北京还好，研究宁夏煤炭等资源的利用。他仿佛又成为了经济学家，他甚至设想如果有好的政策，宁夏也可以成为瑞士一样的好地方。文革后期，他在这方面的想法还被当地所重视。
周有光的人生留下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筛选的，通常是习惯性地过滤掉大量悲剧性的因子，留下最活泼和幽默的部分。一个人活得久长，经历的事情就多，如果沉淀下来都是怨恨，创造力也很难持续。他曾经回忆说：1960—1963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我参加的学习小组，由于营养不足，人人身体软弱，学习一会儿就彼此轮流打哈欠，精神疲乏。这时候，有人回想起曾经品尝过的佳肴，不由自主地谈起美食来。一个人开了头，其余的人都跟上来，越谈越起劲，好像面前桌上的学习材料变成了一碟碟可口的美味饭菜，大家口舌留香，精神振作，不再感觉疲乏了。这是精神会餐。
周有光先生做研究工作，与其他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具有的重要功能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就如拼音方案的制定等，就像他在宁夏五七干校，考虑的是实用型的适合宁夏的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他早期的《汉字改革概论》等著作在内，他所要完成的工作是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语文现代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语言条件。语文现代化既包含了全民具有文字阅读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即语文表达和思想意识的现代化。为此，周有光开始了他退休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摘编自叶芳《有光一生 一生有光：中国最高龄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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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有光（1906—2017），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周有光为那些与延安和共产党联络并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人提供便利，主要得益于他并不引人注目的政治色彩和比较自由的身份。
B. 1952年，周有光发表《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时，他的身份还是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研究很快在文字改革领域受到关注。
C. 为统一汉语拉丁化的五花八门的方案，周有光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与他的同事最终促成了今天看来仍然是成功的拼音方案。
D. 由于周有光选择了语言文字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年代，他都能够不被席卷进去而保全了自己。
2.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
A. 在抗战时期，周有光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的方针大略，这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B. 中国当政者希望人民尽快接受社会主义观念，迫切需要简单易学的汉字学习方法，周有光等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得到很好的推广。
C. 周有光对经济困难时期食物极度缺乏的事例的回忆，说明了精神会餐胜过物质饮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D. 在宁夏五七干校，周有光提出了适合宁夏发展的一些设想。文革之后，当地政府重视他的这些设想。
E. 周有光把推进中国的语文现代化作为自己退休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拓展工作，这些工作与他前期的语言文字研究一样，始终带有普及常识和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
3.综观全文，周有光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有哪些？请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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